致湖北省高级法院、恩施法院审判委员会的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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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湖北省高级法院、恩施法院审判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



  尊敬的武星院长,各位法官:

  现就(2014)鄂恩施中民立二监字00003号再审一案发表抗辩意见如下:

  2014年月11月20日,本案的主审法官对我谈了一些想法。我认为,为何再审法院不能跳出(2002)州民终字第592号民事判决书和(2004)州民再终字第39号民事判决书的怪圈?既然(2014)鄂恩施中民立二监字00003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上述判决“确有错误”,再审为何不依法自纠自查其“判决确有错误”?《湖北省人民检察院鄂检民行抗[2004]20号民事抗诉书》的抗诉意见:“申诉人与被申诉人对双方是委托关系或是借款关系的不同主张,证明双方并无按份共有的主观意愿。法院判决双方按份共有该房屋,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为何再审的主审法官又想重蹈(2002)州民终字第592号民判决“按份共有”的覆辙?一厢情愿地无视我国《企业改制法律法规》有关对企业改制安置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强制性规定。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为此,我将《湖北省人民检察院鄂检民行抗[2004]20号民事抗诉书》提交给审判委员会,以供各位法官借鉴:
  “本院认为,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2002]州民终字第592号民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实体处理不当。理由如下:
  申诉人张恩山系恩施市农资公司在册职工,具有购房资格,且依法履行了购房手续,并作了登记。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因此应确认申诉人合法取得该产权的事实。
  申诉人与被申诉人之间是委托关系,还是借款关系,双方均未充分举证。在这情况下,申诉人进行的房产登记,应视为优势证据。依证据规则,应确认申诉人对该房屋的产权。
  申诉人与被申诉人对双方是委托关系或是借款关系的不同主张,证明双方并无按份共有的主观意愿。法院判决双方按份共有该房屋,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综上。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2002]州民终字第592号民事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实体处理不当,判决确有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向你院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

  2014年7月28日。本案再审。张恩山的代理人陈忠斌当庭宣读的书面《代理意见》(二)是本案的事实的焦点说明,而(2014)鄂恩施中民立二监字00003号再审一案的庭审笔录中却没有记录(该《代理意见》已当庭提交,审理本案的法官是否看过?我表示怀疑)。

  现将陈忠斌的书面《代理意见》二(摘录)提交给审判委员会参考:

  陈忠斌代理意见(二)


  “审判长,审判员:

  我在前一轮的辩论中讲了四点意见,现就(2004)州民再终字第39号民事判决无视法律规定,枉法判决漏洞百出。现发表代理意见如下:

  本案争议的焦点:翟齐芳究竟存不存在委托购房的事实

  2001年元月8日之前,张恩山所在的恩施市农资公司改制,经市政府审批决定,用恩施市农资公司登记的生产资料安置内部职工再就业。为此,恩施市农资公司召开了职工大会。开会回来就跟我说,我们要生存就必须要创业。我们做广告的设备要有地方放,就要买房子。没有钱,就要找人去借,买个门面和加工厂房从事自己的产业。
  因此,我就出去找人借钱。找过一些朋友,都没有多少积蓄可借。我正要出门借钱,碰到张恩山的母亲翟齐芳回来取货,翟齐芳问我:“你到那里去”?我说:“我要出去借钱,我们要买门面和加工厂房”。翟齐芳说:“你们买房子差钱,不要找人去借,将来算起利息来划不来。我只有一个儿子,我还有点钱,你们差的钱我给你们就是”。我告诉翟齐芳:“买门面要在拍卖行竞标,还不知道要多少。”翟齐芳说:“差多少在我这里拿”。我听到翟齐芳这样说了后,就再没有出去借钱了。
  2001年元月8号上午,翟齐芳给了我五千元去竞标,我接着就把这五千元给到了张恩山。当天中午12点钟,我告诉翟齐芳,张恩山竞标成功,签了拍卖合同。1点30分左右,翟齐芳就将用信封装好了的三万一千元钱给了我。给钱的地点是在市农资公司宿舍4楼18号的厨房(即:我们原来的住房),我接过钱就揣在了怀里,没有点数。接着我们就到拍卖行付款去了。这一经过说明:翟齐芳不存在委托被告张恩山购买农资公司改制房屋的事,只存在翟齐芳赠与给钱购房的事实。

  原告在一审的诉状中称:“同年5月,我委托女儿张嵩向市农资公司交了购买该公司食堂、厨房和车库的保证金20000元,被告又瞒着我以自己的名义与市农资公司签订了《住房转让及款项结算协议书》。”(详见:(2004)州民再终字第39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页)钱是张嵩交给市农资公司的,交钱的发票是张嵩收取的,而收据发票填写的购房交款人是“张恩山”。张嵩是一个具有高中文化的人,对张恩山这三个字应该认识。如果是翟齐芳要购房,翟齐芳和张嵩在当时就应该提出异议。怎么能说是张恩山隐瞒了以翟齐芳的名义与市农资公司签订《住房转让及款项结算协议书》呢?翟齐芳在起诉状中这段自相矛盾的陈述,证明了付泽润教唆翟齐芳说谎没有说圆,却反而佐证了原告翟齐芳诉张恩山委托购房的事实不存在,是恶意诉讼,同时也印证了翟齐芳的赠与行为确实存在。即使张恩山在上诉的二审、再审的过程中曾说过:“借钱购房”。这是因翟齐芳对自己的赠与行为翻悔了并编造出“委托购房”的谎话,张恩山拿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张恩山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以“借钱”还钱息事宁人。

  一审时,翟齐芳的代理人把刘作美在2001年11月18日出具的伪证:“在2001年元月8日下午大约2时左右我路过翟齐芳门面前,看到翟齐芳在她门面前阶檐上给张恩山清点钱叁万一千元,托张恩山去恩施市拍卖行交门面款......”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质证时证人刘作美没有到庭进行当庭质证,包括证人张琼、陈朝萍等人在内,均没有到庭当庭质证。一审法院采信证据的程序违法,违反了《证据规定》的规定。二审法院再审庭审中,翟齐芳承认36000万元是交给陈忠斌的(包括刘作美作证看到31000元在内),而不是张恩山(详见再审庭审笔录)。2001年1月8日下午1点30分钟左右,翟齐芳给到我31000元的地点是在农资公司宿舍4楼18号的厨房(即:我们原来的住房)。而刘作美作证说是在二街的门面前的阶檐上看到翟齐芳给张恩山清点钱31000元。刘作美的证言与翟齐芳在当庭的陈述是相互矛盾与客观事实不相符:恩施市胜利街五号门面房屋的长约为十米,这十米长的距离,按照刘作美这个年龄的正常人步行的速度不需要一分钟时间。刘作美在证言中说:“在2001年元月8日下午大约2时左右我路过翟齐芳门面前,看到翟齐芳在她门面前阶檐上给张恩山清点钱叁万一千元。”翟齐芳在这短短的一分钟时间内能清点出31000元钱吗?刘作美在一分钟的时间内能看得清楚数的是31000元钱吗?又有谁能够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点清出31000元钞票?有谁在走路时只见他人在数钞票,而自己没有清点钞票却能够报出准确无误的钞票数额?这是不可能的事。二审法院的再审法官已经是清楚明白:刘作美在2001年11月18日所出具的证明,是“大律师”付泽润别有用心编造的不符合逻辑的弥天大谎,法庭却仍然作为翟齐芳委托张恩山购房定性的依据,纯属枉法采信伪证。

  二审法院再审法官,无视法律的规定,枉法滥用法律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张恩山是农资公司的职工,具有购房资格,其履行了购房手续,进行了产权登记,合法取得诉争房屋产权的事实应予确认,至于翟齐芳与张恩山之间是委托(购房)关系,还是借款关系,在无充分证据证实的情况下,应依房产证上的记载确认该房屋属张恩山所有”。该抗诉意见是依据我国的审判制度“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提出的,符合我国《物权法》的有关规定或物权制度。

  翟齐芳委托张恩山的事实不存在,因为翟齐芳把钱赠与给了张恩山购房后,又想翻悔索回。付泽润深知赠与的后果,以赠与为案由是肯定行不通的,便编造出“委托购买房屋”的恶意诉讼。既然是捏造的事实,哪里又会有真凭实据来证实?二审再审期间,翟齐芳没有提交合法有效的“委托购房”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再审的法官为了维护法官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形象,将刘作美、张琼、陈朝萍、张嵩(付泽润的老婆)等人在一审(2002年5月16日)庭审中,将证人未到庭当庭质证的伪证再次出示宣读,作为再审补充认定掩盖陈雪松法官的屁股,这就需要更多的谎言。明知一审该类证据的质证程序违法,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的规定,是依法不予采信的证据,仍然重复(2002)恩民初字第172号无合法依据的推理判决。再审的庭审中,翟齐芳的陈述已经证实了刘作美的证言是捏造的谎话。再审的法官是心知肚明:这一类的证据都是假的。为何还要说(2002)恩民初字第172号民事判决是正确的呢?令人百思不解。那么,再审的法官是不是存在黑白不分或者是对法律一知半解?如果不是,那就只剩下一个疑点:那就是再审的法官是否又会受到了付泽润、张嵩的某种授意或者暗示?枉法下达(2004)州民再终字第39民事判决。

  该判决书认定:“本院二审认为,诉争房屋产权归属的确定,应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翟齐芳称其房屋是委托张恩山购买的没有提供证据,而张恩山称是找翟齐芳借钱自己购买的亦无证据证实。”证据是民事诉讼的核心,它与诉讼实际内容直接相关。既然二审法院的再审认定双方都没有证据证实其主张,与人民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相一致。证明了翟齐芳起诉的“确认房屋产权权属”的主张确无事实依据。二审法院的再审法庭就应该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应依法驳回翟齐芳的起诉,为何又要在裁判的结果上认定:“张恩山的出资只能视为垫付,翟齐芳负有偿还之责”?从这寥寥数语再纵观(2004)州民再终字第39民事判决书认定的:“本院再审认为,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不能成立。”二审法院的再审判决,无视我国法律的规定,采信证据违法,无视人民检察机关依法提出的抗诉意见,枉法行使审判权,判成冤假错案。既然再审法院认定:“翟齐芳称其房屋是委托张恩山购买的没有提供证据......”,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翟齐芳主张的:“请求依法确认被告与恩施市拍卖行签的《拍卖成交确认书》及与恩施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签的《住房转让协议书》无效,并将上述产权依法确认给原告”的诉求不成立。特请求法庭依法驳回翟齐芳的恶意诉讼。 张恩山的委托代理人陈忠斌。2014年7月28日”。

  2001年元月8号上午,翟齐芳给了我五千元去竞标,我接着就把这五千元给到了张恩山。当天中午12点钟,我告诉翟齐芳,张恩山竞标成功,签了拍卖合同。1点30分左右,翟齐芳就将用信封装好了的三万一千元钱给了我。给钱的地点是在市农资公司宿舍4楼18号的厨房(即我们原来的住房),我接过钱就揣在了怀里,没有点数。接着我们就到拍卖行付款去了。这一经过说明:翟齐芳不存在委托被告张恩山购买农资公司改制房屋的事,只存在翟齐芳赠与给钱购房的事实。
  一审时,翟齐芳的代理人把刘作美在2001年11月18日出具的伪证:“在2001年元月8日下午大约2时左右我路过翟齐芳门面前,看到翟齐芳在她门面前阶檐上给张恩山清点钱叁万一千元,托张恩山去恩施市拍卖行交门面款......”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质证时证人刘作美没有到庭进行当庭质证,包括证人张琼、陈朝萍等人在内,均没有到庭当庭质证。一审法院采信证据的程序违法,违反了《证据规定》的规定。二审法院再审庭审中,翟齐芳承认36000万元是交给陈忠斌的(包括刘作美作证看到31000元在内),而不是张恩山(详见再审庭审笔录)。2001年1月8日下午1点30分钟左右,翟齐芳给到我31000元的地点是在农资公司宿舍4楼18号的厨房(即:我们原来的住房)。而刘作美作证说是在二街的门面前的阶檐上看到翟齐芳给张恩山清点钱31000元。刘作美的证言与翟齐芳在当庭的陈述是相互矛盾与客观事实不相符:恩施市胜利街五号门面房屋的长约为十米,这十米长的距离,按照刘作美这个年龄的正常人步行的速度不需要一分钟时间。刘作美在证言中说:“在2001年元月8日下午大约2时左右我路过翟齐芳门面前,看到翟齐芳在她门面前阶檐上给张恩山清点钱叁万一千元。”翟齐芳在这短短的一分钟时间内能清点出31000元钱吗?刘作美在一分钟时间内能看得清楚数的是31000元钱吗?又有谁能够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点清出31000元钞票?有谁在走路时只见他人在数钞票,而自己没有清点钞票却能够报出准确无误的钞票数额?这是不可能的事。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张恩山是农资公司的职工,具有购房资格,其履行了购房手续,进行了产权登记,合法取得诉争房屋产权的事实应予确认,至于翟齐芳与张恩山之间是委托(购房)关系,还是借款关系,在无充分证据证实的情况下,应依房产证上的记载确认该房屋属张恩山所有”。该抗诉意见是依据我国的审判制度“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提出的,符合我国《物权法》的有关规定或物权制度。
  该判决书认定:“本院二审认为,诉争房屋产权归属的确定,应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翟齐芳称其房屋是委托张恩山购买的没有提供证据,而张恩山称是找翟齐芳借钱自己购买的亦无证据证实。”证据是民事诉讼的核心,它与诉讼结果直接相关。既然二审法院的再审认定双方都没有证据证实其主张,与人民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相一致。证明了翟齐芳起诉的“确认房屋产权权属”的主张确无事实依据。二审法院的再审法庭就应该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应依法驳回翟齐芳的起诉,为何又要在裁判的结果上认定:“张恩山的出资只能视为垫付,翟齐芳负有偿还之责”?从这寥寥数语再纵观(2004)州民再终字第39民事判决书认定的:“本院再审认为,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不能成立。”二审法院的再审判决,无视我国法律的规定,采信证据违法,无视人民检察机关依法提出的抗诉意见,枉法行使审判权,判成冤假错案。

  综上所述,翟齐芳出钱56000元是事实。但并不是与张恩山共同购买恩施市农资公司改制的房屋。如果按照主审法官的主观臆断,只要出了钱就是“共同购买,按份共有”。那么,我国的《合同法》和《物权法》岂不是都可以废除了?难道是我国依法治国的国策错了?安置下岗职工的改制房屋是再业的生产资料,国家政策有明文规定,怎么能说可以共同购买?何况当时确实是我的母亲赠与给的购房款,即使母亲后来反悔,但当时的赠与行为确已经成立,母亲以无偿的方式赠与了56000元,张恩山用接受的赠与56000元购房了改制房,符合我国《合同法》有关赠与所构成的要件。翟齐芳赠与56000元的反悔,也只能说明是一种垫资的债权债务,凭什么说赠与的垫资就是共同购买?赠与是没有附条件的无偿民事行为,是不需要对方承担任何义务和本人享有权利的行为。也就是说赠与是不需要受赠人出具任何凭据的。而“委托购房”和“共同购房”是享有权利附条件的民事行为,需要凭据来维护其权利。翟齐芳之所以没有凭据证实其“委托购房”,是因为赠与行为成就了没有证据。
  这两个“双方当事人均无证据证实”,在法律上却有着本质上不同的法律关系。无偿赠与是不可能是与“委托购房、共同购买”需要凭据来主张其民事权利,而无偿赠与没有证据证实,是因无偿赠与行为的特殊性成就了没有证据。
  翟齐芳出钱是事实,但翟齐芳应出具证据证实她出的是什么钱。是共同购买还是委托购房?请翟齐芳务必出示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本案的一审二和再审中,翟齐芳没有主张是共同购房,现本案的主审法官却牵强附会说是共同购房应按份共有,违反了《证据规则》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前面的一审二审和再审认定的“委托购房”已经不成立了,现在,又要冒出来一个天花乱坠的“共同购房”。这是换汤不换药的付泽润教唆恶意诉讼的逻辑的变种。
  难道要我将这些意见在互联网上报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去再来一次抗诉?

  此致
  湖北省恩施州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张恩山
  2014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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